磁州窑系是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这个窑系的窑场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西三省,而以河南为多、为早,它们的早期历史似乎可以追溯到唐代北方烧制白瓷的诸民窑,如河南的鹤壁窑、禹县的扒村窑、登封的曲河窑都创烧于唐。唐代北方民窑烧白瓷而外兼烧黑瓷、花瓷、青瓷、低温三彩等,品类多而不单一。宋代磁州窑系诸窑仍然保持了唐代民窑这个特点。此外,磁州窑的釉下黑、褐彩器,有明显的唐代长沙窑的影响。长沙窑的釉下彩画以及在器表题写诗句作装饰都为磁州窑所继承。磁州窑本身烧瓷历史据现有材料考察不能早过北宋。但磁州窑延续最久,也最知名。磁州窑中观台窑最具代表性,其产品的品系、种类可以说集本系诸窑的大成。至于江西的吉州窑于宋南渡后烧制磁州窑风格的瓷器,则是北方瓷窑工人因受金人压迫,南迁江西烧瓷的结果。
磁州窑系继承了唐代南北民窑的特点,烧瓷品系繁多。这一方面是为了适应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地区、不同需要的结果,但是从已发现的磁州窑枕署有“张家造”、“赵家造”“张家枕”、“张大家枕”、“王家造”、“王氏寿明”、“王区天明”、“李家枕”、“滏阳陈家造”、“刘家造”标记看来,一个窑区可能同时有很多规模不大的制瓷作坊。它们生产同一器类,如磁枕,或者生产不同的器类、品系,它们各有专长。它们是一些烧瓷的“世家”,以烧瓷为世业。磁州窑瓷枕以“张家造”最多,其带年款的瓷枕有早到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与其晚期瓷枕相比,延续了三百年之久。以宋代“张家造”瓷枕的标记而言,也有多种式样,三字有阴文阳文之分,有直写横写的区别。三字有带边框和不带边框的,有上覆一荷叶,下托一荷花。荷花茶叶也不尽相同。这些不同之处,既表明有时间的差别,也有同时期不同作坊的作品,因此有这些区别。至于“张大家枕”的标记,又似乎是张氏家族大房作坊的产品。
关于这些作坊的细节方面,现在还没有更的材料可以说明,它们是否除了家族成员以外,还以封建师徒关系雇佣了辅助劳力,或者还聘请有技艺熟练的匠师。每一个作坊的规模如何,是否都有自己的瓷窑等等,都有待新资料的发现和未来对窑址和作坊遗址的大规模发掘进行研究。
1、磁州窑
磁州窑的烧瓷历史:磁州窑,宋代文献不见记载。明代初期文献才开始提到,但很简单。此后文献记载虽日渐增多,但对它的评论则颇不公允。
磁州窑经过历年的调查和发掘,已经发现的窑址主要分布在两个区域:一是以观台镇为中心,窑址分布在镇西二公里漳河的两岸,河东岸有观台和东艾口村,河西岸为冶子镇;一是以彭城镇为中心。两个窑址区遗址密集,地下埋藏有大量的瓷器碎片标本。历年调查及小面积发掘均以观台镇为重点,1957年冬至1958年4月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对观台镇漳河东岸窑址进行过发掘,虽然发掘面积只有一百平方米,但地层关系比较清楚,出土瓷器及标本多达二千六百三十六件。1964年4月故宫博物院第二次对观台、东艾口村及冶子村三处窑址进行调查,在东艾口压发现了专门烧瓷枕的作坊。宋代传世磁州窑“张家造”戳记枕,这里是它的主要产地。冶子村发现了带“张家造”戳记枕片标本。1976年以后邯郸陶瓷研究所又在彭城镇及其附近地区发现了随唐时期青瓷及宋金元时期磁州窑遗址多处,经过二十多年来的工作,对河北磁县地区隋以来历代陶瓷的发展有了初步了解。调查发掘中获得的实物资料,部分地弥补了文献不足的缺憾。
磁州窑烧瓷历史究有多久,河北省文物工作附的观台窑址发掘报告,以第七探方为例,作了如下分析和推论:探方共分七层,第一、二层出土瓷器具典型元代作风,其中碗里书写“王”字铭文的与各地元墓出土者相同。第三层出有金正隆通宝一枚,出土瓷器以划花篦划纹碗较多,狮子驮盘与陕西耀州窑址金代层出土物造型特征相同,时代属于金。第四层出土划花篦划纹碗比第三层少,唐宋铜钱出土较多,最晚的是哲宗时期绍圣通宝,南宋及金代钱币均未发现,应属哲宗绍圣时期。五至七层出土钱币最晚的为神宗熙宁、元丰时期,出土瓷器有第三、四层不见的剔花及六孔瓶,报告认为五、六、七层的年代最早不会超过宋元丰年间,下限则定为元代。因为发掘面积不大,窑区各窑之间,可能出有早晚不同,但这个推论可供参考。
北宋时期的墓葬未见有出土磁州窑瓷器的报导。但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壁画中有磁州窑瓷器的形象。宋代磁州窑带纪年款识的甚少,多年前流往英国一件瓷枕,枕面刻“家国永安”四字,右书“赵家枕永记”等九字,左书“熙宁四年”(1071)等字,边饰为剔花,这是一件有确实年代可考的瓷器。这件赵家枕装饰具有磁州窑系风格,但不是磁州产品,它的具体产地目前尚不能肯定。
传世磁州瓷枕之中带“张家造”标记款数量相当多,而带纪年款识的仅有一件,现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枕为长方形,枕面绘一虎,右上侧题“明道元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笔于沙阳”十六字,正面为竹纹,后面绘折花卉,两侧为勾线花卉,纹饰均呈褐色。明道为仁宗年号,这是传世磁州窑碗中年代最早的一例,标记款与东艾口窑址出土者不同,可以看出早晚的区别。磁州窑专做瓷枕的作坊有四家,张家作坊延续时间很长,以明道元年计算亦有近三百年的历史。磁州窑长方枕随着时间的推移,碗长逐渐加长,元枕的长度有的达到40厘米以上。明道元年枕较后期枕尺寸短。这件枕画虎的笔法熟练,形象生动,不是初创期的产品,可见磁州窑的烧瓷历史要比明道为早。但早到什么时候则不能定。
磁州窑的烧瓷品种:磁州窑四处窑址之中以观台窑址烧瓷品种最为丰富,除白釉、黑釉之外,还有白釉划花、白釉剔花、白釉绿斑、白釉褐斑、白釉釉下黑彩、白釉釉下酱彩、白釉釉下黑彩划花、白釉釉下酱彩划花、珍珠地划花、绿釉釉下黑彩、白釉红绿彩和低温铅釉三彩等十二种之多,是磁州窑及磁州窑系众多瓷窑之中最富代表性的一处窑址。
白釉划花器最初见于曲阳定窑,观台窑划花纹样有荷花、卷叶与水波纹,同时在纹样间隙部位还用篦状工具划复线。窑址标本以盘碗为多;冶子村、彭城镇的瓷器也有同类装饰。彭城镇划花碗能复原看出纹饰内容的有十多种。划花线条流利,纹样不拘泥于统一规格,可以看出划花是在很多的时间之间完成的,反映了匠师们的娴熟的技法。白釉划花盘碗采用叠烧法,里部都有五个长条形支烧痕迹,是美中不足之处。
其次是白釉剔花,所谓剔花,即是将纹饰以外的地子剔去,使纹饰具有浮雕感,花叶上再划以花蕊叶筋。由于剔出地子而露出黄褐的胎色,达到了烘托白色主题纹饰的目的。剔花装饰在河南地区比较流行,但白釉剔花装饰不多见。观台白釉剔花饰在碗、渣斗、洗等器的外面,题材多为缠枝花卉。
在白瓷上点以绿色彩斑,北方地区晚唐晚期即已出现。短流平底壶的流及柄、花品钵的口沿以及小长方枕的四角部位都可以看到。宋代北方地区瓷窑继承了这一装饰方法,白釉绿斑器除观台窑外,河南省颊县、登封、宝丰窑,山东淄博窑和陕西铜川耀州窑都有,主要装饰于盘、碗、壶、花口钵、小罐、六孔瓶等器。
白釉釉下黑彩是磁州窑瓷器的主要装饰方法,观台窑标本以直口式盖罐及深式敛口硕碗稍多,硕腹碗造型与注碗极相似,但器里满釉,而窑址很少见到与注碗配套的注子,因之这类碗的用途已不是做为温酒的用具。禹县白沙宋墓壁画上有这种碗与盆一起出现,是做为女子盥洗用具。观台窑址出土此类器物标本中多画花蝶、飞凤与卷枝叶纹饰;直品盖罐以画卷枝叶纹者为多。东艾口窑址标本以瓷枕最多,有如意头、腰圆及八方形三种形式。如意头式边饰都为卷枝忍冬纹,枕在纹饰题材有人物、花卉、鹭鸶、芦雁、波浪等纹,题写诗句的也较多。
值得注意的是白釉釉下黑彩划花瓷器是磁州窑瓷器中的高档瓷。这类瓷器选用优质原料制作,其工艺过程是在成型的坯上,先敷一层洁白化妆土,然后用细黑料绘画纹样,再用尖状工具在黑色纹样上勾划轮廓线和花瓣叶筋,划掉黑彩,露出白色化妆土,施一层薄而透明的玻璃釉,入窑烧制,黑白两色形成强烈对比。这类作品,除了花卉题材,还有以互为装饰主题的龙纹瓶,瓶的上下为菊瓣纹,瓶身饰一龙,张牙舞爪,两眼炯炯有神,龙背出脊,脊尖怒张,龙的形态矫健有力,空间衬以两条云纹,如同在云海中穿走。
这类艺术精湛之作以往都被当作修武窑产品,但修武窑这类标本在窑址里已很少见到。这类瓷器并不全是修武窑的产品,观台窑已发现这类标本,传世品中应有观台窑的作品在内。
与白釉釉下黑彩划花器相似,还有一种酱彩,这种酱彩不是有意烧制的,黑色与酱色釉的配方,区别不大;酱彩标本在窑址里数量及极少,应当是偶然出现的,它似与烧成温度过高有关。但这种偶然出现的酱彩却具有一种特殊效果,本应是黑白分明,而却了酱白相衬,惜于传世品中不见,我们只能从窑址标本来欣赏了。
珍珠地划花装饰晚唐时创始于河南密县,北宋时传到了河北、山西两省,已经发现的有河南省的密县、登封、鲁山、宝丰、修武和新安;山西省的介休、河津和交城诸窑,而以登封窑产量最多。各窑所烧器物有枕、瓶、罐、炉、洗、碗和灯,密县发现了枕、枕、罐标本,器物多属小件;登封窑以大瓶标本最多(瓶高约40厘米),腰圆枕次之;新安窑也以枕为主,与其他窑不同的是珍珠地排列整齐。观台窑标本中枕有长方形及如意头面方座等两种形式,此外还有折沿炉。观台窑珍珠地色调为橙红色,色彩鲜艳为诸窑同类装饰中最美者。交城窑枕面划花胖头鱼及莲花,河津窑有腰圆枕,边饰为珍珠地划花,与登封的只划卷枝纹、密县的印菊花纹不同。以上各窑各自具有它们的独特作风。传世的以及出土的珍珠地划花枕,目前还有不少未发现它们的具体窑口归属。烧制这类瓷枕的决不仅仅是目前发现的十个瓷窑,今后还会有新的发现。
釉下绿彩装饰在磁州窑址中少见,观台窑既大量烧制低温铅釉三彩陶器,也烧纯绿釉陶器,烧绿地黑花装饰在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但窑址中发现的标本数量不多,只发现枕、瓶和炉三类器物。河南禹县扒村窑窑址中出只发现瓶类标本,似乎产量也不大。观台窑绿釉釉层较厚润,色调翠绿,黑色如漆,扒村窑绿釉釉层薄而无光,釉下彩呈黑褐色。磁州窑绿地黑花装饰作品出土极少,目前所见的几件瓶是多年前出土的,绿釉多有土锈,已失掉了翠绿而又光润的原来面目。
磁州窑的低温三彩铅釉陶是唐三彩陶的继续,观台窑出土数量较多,尤以枕和炉的素坯多见,说明是两瓷烧成。长方形炉的素烧坯多饰以阳纹印花,题材有鹭鸶、荷叶及波浪纹等。低温铅釉三彩以黄、绿、褐三色为主,器物装饰有印花和划花两种,也有黄釉绿釉器物标本,绿釉色泽鲜艳。烧低温三彩铅釉已发现的有河南省登封曲河、鲁山段店、禹县扒村、宝丰青龙寺诸窑。登封窑三彩品种按釉色区分又可分为黄绿白釉、黄绿酱釉、黄绿釉和绿、黄、酱单色釉六种。器物有枕、洗、盂、盆和盘,枕有腰圆、卧狮及长方形三种,盘洗以黄绿白三色为多,器内多划花卉。鲁山段店三彩浮雕莲瓣纹高足炉最具特色,在其他瓷窑遗址中均未发现。宝丰窑单色釉标本较多,其中以折沿炉较具有特色,沿面稍宽,以篦状工具印放射性篦点纹,这种炉有酱釉和绿釉两种,枕有绿釉划花水波纹如意头式及酱釉卧狮三种,卧狮碗面划狮毛纹。禹县扒村三彩标本与各窑不同,以划花装饰为主,纹饰有多种花卉及禽鸟,扒村窑三彩不局限于黄绿白三色,还使用红黑二色,红色较艳,在三彩中比较少见。
白釉釉上绿彩器是宋瓷装饰中比较珍贵品种,窑址中出土数量不多,观台窑仅发现一件带红绿黑彩的小俑。这类瓷器是在正品白瓷上加工的,废品极少,这恐怕是窑址发现标本极少的主要原因。临水县窑藏出土一批白红绿金彩文殊菩萨等塑像,坐于像、狮背上,高20到50厘米,加彩塑像过去仅见男女侍俑及小件玩具,塑像高大,又分乘狮象,而且色彩鲜艳,特别是大面积加金彩,更属难能可贵。临水地距观台很近,应是观台窑的产品。其他烧釉上红绿彩的窑址还发现了两处,一是禹县扒村窑,一是新安城关窑。扒村窑出土碗的标本较多,碗里用红黄绿彩绘花卉,里口多用红色画线纹几圈,标本中还有加彩男俑头,在洁白的釉上施以红黑二彩。黑彩如漆,而颊及口唇敷烧红色,在同类的彩俑中可列为上乘作品。新安窑只出土少量加彩花卉纹碗,纹饰及胎色特征与山西同类器物近似。山西长治八义窑,在窑址彩集一了一些红绿黄彩绘碗的标本,纹饰都画在碗的里部,纹饰布局具有地区特色,以花卉为主,多数画折枝花,里口红彩画粗细线纹二至三道,线纹之间点以绿彩点饰,分布在四面,外部露胎外呈浅紫红色,圈足稍宽而矮,足上有五个支钉。山东淄博窑址进行了试掘,出土遗物丰富,其中也有红绿黄彩绘碗标本,纹饰布局特征与河南山西大体相同,也在碗心画折枝花卉,里口画线纹三首,彩色较艳。山东曲阜、济南宋墓中出土过两件加彩男女立俑,形质略同,有很大可能是淄博窑烧制的。1954年故宫博物院调查江西吉安永和窑时,也发现过红绿黄彩绘碗的标本,数量虽然不多,风格与北地各窑相近。
磁州窑器的画与诗:磁州窑瓷器产品品系繁多,以富有乡土气息与民间色彩见称,在宋瓷中别具一格。磁州窑釉下黑彩彩绘,特别是瓷枕画面多取材于当时人民喜闻乐见的生活小景富有生活意趣与幽默感。不仅保存了宋代民间绘画的史料,也保存了宋代民俗学的资料。从各地博物馆藏品所见,瓷枕画面的题材有马戏、熊戏、婴戏等。尤以婴戏为多。所谓婴戏,即是以儿童为画面的主角,描写儿童种种活动,钓鱼、玩鸟、蹴球、赶鸭、放鹌鹑、抽陀螺等。这些画着墨不多,情取盎然。传世的孩儿赶鸭枕较多,通常画一男孩及二三只鸭,男孩持一荷叶作赶鸭状,但细节常有变化而不落套。画中儿童有的赤身露体以表现暑热天气,有的手持残荷以表现深秋季节,有的则不画池塘,男孩肩找一荷叶一鸭随后,表示放鸭归来。这种婴戏题材宋代十分流行。刻花、印花瓷器中也常见婴戏花纹图案,唯都如磁针州窑瓷画的真切生动。宋初社会安定,人口增殖,婴戏题材的图案与绘画的盛行似与宋初的社会情况有关。
在瓷器上题写通俗的诗句与民谚作装饰开创于唐代的长沙窑,磁州窑釉下黑褐彩器继承了这个传统。陶枕、瓷枕题写宋、金两代流的词牌、曲牌也不少,如《满庭芳》、《朝天子》、《普天乐》、《阮郎归》等等,磁县彭城出土的一件磁州窑瓷枕,枕面题《朝天子》:“左难右难,枉把功名干,烟波名利不如闲,到头来无忧患,积玉堆金无边无岸,限来时,悔后晚,病患过关,谁救得贪心汉。”它反师了失意人与一部分在乡地主的情绪。临水县出土一件题诗枕:“------过桥须下马,有路莫行船,未晚先寻宿、鸡鸣早看天。古来冤枉者,尽在路途边”。有的枕面题写“众中少语,无事早归”,“有客问浮世,无言指落花”。则又反映了商人、市井小民的意识。于此也可见磁州窑瓷器的消费者群所属的社会阶层。
磁州窑器的釉下彩画直接为元代青花器的出现作了准备,元代青花器一开始就表现了画工技巧的熟练,元初北方窑工继续南迁,景德镇的元代青花作品是否有北方磁州窑系画工的劳绩在内,是一个值得注意和探究的问题。
2、修武当阳峪窑
当阳峪窑在今河南省修武县,本世纪三十年代在焦作煤矿任职的英人R·W·Swallow曾调查过窑址,此后不久,北京古董市场上也开始卖当阳峪窑碎瓷片,从此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河南地区古董商于农闲时节招人在窑址大肆挖掘瓷片,窑址由此遭到了严重破坏,破坏的程度与杭州乌龟山南宋官窑遗址大体相同。五十年代发现了1块崇宁四年的碑记,碑文中涉及到与耀州窑的关系及当时阳峪窑烧瓷工艺具体问题,是国内仅有的3块宋代瓷窑碑记中的一件,对于研究宋代北方瓷窑诸问题有一定参考价值。
由于遗址破坏的程度严重,两瓷调查所获得的瓷器标本数量不多,当阳峪窑瓷器完整器皿传世的也不多,能够代表烧造水平的又多流往国外。就目前所见到的传世当阳峪瓷器及窑址调查所获得的标本看,当阳峪窑属磁州窑系,是北方民间瓷窑之一,烧瓷品种虽不及磁州窑丰富,但有些品种如白地釉下彩绘划花与剔花装饰,在磁州窑系诸瓷窑之中却可名列前茅。
白地釉下彩绘划是当阳峪窑最具表性的作品,以纹饰流利洒脱而为人们所赞赏,又以强烈的黑白对比而独具一格,装饰之美居“磁州窑系”诸窑同类作品之上。当阳峪这类器物的胎色以赭灰居多,故多施用化妆土,在白土上画黑彩纹饰,再刻划轮廓及花蕊叶脉,最后再罩以透明玻璃釉。
当阳峪窑的剔花装饰中,有一种特殊为其他瓷窑所不见,即在瓶罐一类器物上除主题纹饰外,剔刻方块形组成的几何图案作辅助纹饰,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瓶罐各1件就属于此类。
纹胎在唐代后期就已发现,模仿当时流行的漆器纹饰。宋代当阳峪窑的纹胎做出了纹理对称整齐有如禽鸟羽毛的花纹。除当阳峪窑外,河南宝丰青龙寺及新安城关两窑也有少量发现。从数量看是微不足道的,但可见当阳峪窑对周围其他各窑的影响。
3、鹤壁集窑
鹤壁集窑不见文献记载,1954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普查时首先发现了窑址。
鹤壁集窑遗址面积达84万平方米,创烧于唐而终于元,烧瓷历史达五百年之久。入宋以后烧瓷品种较多,有属于磁州窑系的白地黑花、白釉刻花,褐釉划花及剔花器,也烧钧窑系青蓝釉和带紫斑器。窑址中一种褐黄釉折沿大盆遗留较多。这类盆里部施褐黄釉,外施黑釉,器里多刻划有各种花纹,有的划一只昂首的鹅游于水上,有的划莲花荷叶纹,也有的划兔纹。在纹内敷一层薄薄的白化妆土,然后施釉,在深褐色地上托出褐黄色纹样。这种折沿盆具有鹤壁集窑特殊风格,其他瓷窑尚未发现。
发掘报告将发掘东西两区的八个层次归并为六期,即第一段为唐代末期,第二段为五代,第三段为北宋早期,第四段为北宋中期,第五段为五代,第六段为元代初期。参照河北观台及陕西铜川两窑发掘所见,宋元之间均有金的地层及遗物,鹤壁集窑也不会例外,应在宋元之间有金代层。发掘过程中没有发现可靠的断代资料,才作了这样分期。但排比三窑出土标本,发现原定北宋晚期的第五段出土标本中,劳花荷叶纹,莲花在上荷叶在下的布局特征,在铜川窑金代层标本中大量出现。观台窑金代层中的白地黑花标本,以疏疏几笔画出一花一叶,而笔道很粗。上海博物馆藏有一卧虎枕,除枕面外画虎皮纹,枕底墨书“大定二年六月六日口家”十字铭文,此枕与原定第五期出土卧虎枕形质特征基本相同,可见第五层的时代应为金代,原第四期似应订为北宋晚期比交适宜。这一层出土的白釉篦划纹碗, 在观台、彭城、禹县扒村与淄博等窑均出于北宋晚期到金代层瓷之中,而会早到北宋中期。
4、各县扒村窑
扒村窑在河南禹县,禹县是宋代名窑钧窑的所在地,但文献中说禹县瓷窑,都只及钧窑,而不及扒村窑。扒村窑于1950年冬发现。扒村窑的烧瓷历史与烧瓷品种才为世人了解。禹县是一个瓷窑遍于境内的盛产瓷器的地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发现的窑址达一百多处。它创烧于唐,而终于元,明代文献只记载为宫廷烧造烧酒的粗器,烧瓷前后达六百年之久。近年在下白峪村发现了唐代花瓷标本。花瓷是钧窑的前期作品,在黑、茶叶末釉上饰以灰蓝色彩斑,唐人卓歇《羯鼓录》里提及的鲁山花瓷拍鼓,下白峪窑址也有发现。在发掘钧台窑遗址过程中,发现除烧钧瓷,也烧磁州窑系白地釉下黑花、三彩等。而扒村窑烧瓷种类与钧台窑也大体相同,只是时间稍晚,其余窑址绝大部分烧钧窑系瓷器。
扒村窑属磁州窑系,白地釉下黑彩虽与磁州窑大体属于同一类型,但风格有所不同。扒村窑白地釉下黑彩有瓶、罐、盆枕、盘、碗各种器皿,纹饰笔调粗放、简练,任意几笔,在似与不似之间;黑彩浓而醇厚,配以洁白的地子,使纹饰更加突出。折沿大盆的残器,遗址里散布较多,可见当时产量是比较大的。这种大盆见于宋墓壁画,既可供妇女梳洗,又可供厨房洗菜洗碗,用途多种多样,需要量自然会很大。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花卉纹大盆,早年出土于扒村。这件盆的沿面宽而平,与坦平的盆底相适应。大盆共绘五组纹饰,沿面为盛开的12个花朵,缠枝叶纹有如松针一个盆底画纹饰三组,外围为四组卷枝纹,主题绘三朵盛开的莲花,莲花之间各隔一荷叶,并绘水波及浮萍地,中心画与沿面相似的团花一朵,用浓厚的黑彩烘托,整个纹饰既有写意,又有图案效果,是一件扒村窑不可多得的精致作品。
扒村窑本部标本之中也发现有金代作品在内,但目前还不便区分。
5、登封曲河窑
登封曲河窑,1961年3月发现。曲河窑始烧于唐代后期,北宋为其繁盛时期。窑址附近庙内一座清嘉庆二十一年重修观音文殊普贤三菩萨堂碑记说:“地名曲河,面水势也,其中风景物色,宋以前渺无可稽。尝就里人偶拾遗物,质诸文献通考而知,当有宋时窑场环设,商贾云集,号邑巨镇。金元两代亦归淹没------堂创于何时,蚤无可考------。”遗址就分布在曲河的东、西、北三面。证诸宋·王存《元丰九域志》,曲河确为宋时登封大镇之一,其南为颖河,交通方便,碑文所记“商贾云集”是可信的。
能够代表曲河窑特征的要算珍珠地划花装饰。珍珠地划花创始于密县西关窑,曲河窑对它有了改进与发展,在遗址散布的大量标本,最引人注目。故宫博物院1962年调查时彩集标本473件,其中珍珠地划花有一百一十件,器形有瓶、罐、洗和碗,瓶类所占比例居于首位,枕类次之。瓶有两种形式,一种为口底大小相若,瓶身细长,腹部稍广,整个瓶形略如橄榄,与彩版20双虎纹瓶相同;一种为小口、长身、瓶高在40厘米以上。这类瓶标本在窑址散布很多,近底部胎体厚重,下部划不规则莲瓣纹,中部突出位置珍珠地划缠枝花卉纹;珍珠地划花卉纹腰圆枕传世品较瓶为多。剔花柳斗杯也有一定特色,有两种不同装饰,一为白釉,一为白赭二者相间,前者为先剔刻后上化妆土及釉,后者先上化妆土,然后剔刻,再罩以透明釉;制作工序上先后不同,产生两种不同的装饰效果。
《元丰九域志》记载河南府在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贡磁器二百件,河南府十三属县中出产瓷器的有巩县、密县、登封和新安等县,但贡磁仅200件,这是一种象征性的例贡。登封窑主要还是为了满足民间的需要,但是民间消费者的身份也不尽相同,像珍珠地划花、剔花瓷器则属高档瓷器,其享用者应属等级、身份较高的中、小地主和商人。河南禹县白沙宋墓描写地主生活情景的壁画中就留有类似登封窑高档瓷器形象,可作了解宋代使用北方民窑高档产品的参考。
6、山西介休窑
介休窑是五十年代山西省最早发现的一处古窑址。介休窑创烧于北宋,有近千年的烧瓷历史。是北方民间瓷窑之一。
介休窑早期以烧白瓷为主,胎体厚重,中期以后受河北地区定窑及磁州影响,开始烧制具有定窑及磁州窑风格的瓷器。从窑址遗存的无数瓷片中,白釉划花、白釉剔花、白釉釉下黑彩划花器都可见到,白釉釉下褐彩器的碎片数量也不少,有盘、碗、罐、盖碗、盆、洗等器类标本。这种釉下彩绘多画折枝叶纹,褐彩的色调有深浅咖啡色、黑褐色和桔红色,色调变化较多,纹饰部分凸起,可以看出是彩绘时用料较多的结果。纹饰外罩以透明玻璃釉,胎上敷有洁白的化妆土,把咖啡色、桔红色的简练纹饰烘托了出来。这种色调只见之于介休与交城二窑,其他诸窑迄今未见,可以说是晋中地区的独有地方特色。彩集标本中有1件盆底,风格与磁州窑、当阳峪窑的白釉釉下黑彩划花装饰品种相似,但它不是白地黑花,而是白地红花,色彩非常漂亮。这类标本是介休窑的绝精作品。遗址里也很少见。
洪山镇压附近有座源神庙,庙内至今仍有碑十几座,其中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源神庙碑记,记有“------丹炉炊频,洙风扇出,高士云集,□舡频届,陶剪翠殊,名彰万载------”等语。碑阴题名有“瓷窑税务任韬”、“前瓷窑税务武忠”。截至目前止发现的崇宁四年(1105年)德应侯百庙灵碑,一个是陕西铜川黄堡镇窑发现的元丰七年(1084年)德应侯碑,三碑中以介休源神庙碑为最早。立碑人中有两任瓷窑税务,说明大中祥符年以前这里烧瓷已经很盛;因此设官收瓷器税,但窑址未经发掘,对于当时的盛况,还不能作更多的说明。
7、江西吉安吉州窑
北宋末年靖康之变,北方地区一些瓷窑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磁州窑部分工匠也迁到了安徽、浙江和江西等地继续从事烧制瓷器。吉安吉州窑也烧制了具有磁州窑风格的白地釉下彩绘装饰品种。这种瓷器就其体来说是属于磁州窑系的。吉州窑遗址试掘所获得的结果判明,吉州窑北宋时烧青白瓷,出土标本有注子和注碗。注子腹如球形,无附加纹饰,注碗有坦口深腹及瓜棱形两种。瓷质比景德镇湖田窑略粗。这类标本压在最下层,压在青的瓷上面的是黑釉及釉下彩器。试掘中出土了大量覆烧标本,以盘碗为主。器物里印折枝花卉纹,胎薄,质地也较细。这灯标本显然受到定窑影响,它们的时代应略晚。
1970年江西省南昌县一座南宋嘉定二年(1209年)墓出土了两件吉州窑釉下彩绘瓷器。由于它们出于纪年墓,这两件瓷器对于了解十三世纪初期吉州烧窑烧瓷水平及时代风格有重要参考价值。出土的两件瓷器,一件为三足炉,炉通体绘纹饰四组,炉口沿绘卷枝纹,炉身上下为两道回纹,主体纹饰绘荷花荷叶纹,纹饰画法不同,主体纹饰为酱褐地白花,其余三组为白地酱褐花。一件器物上用两种相反的画法在吉州窑是不多见的。1955年安徽省巢县宋墓出土一件酱褐色釉莲花瓶,通体酱褐釉地,上画白色荷花、荷叶与莲实纹,纹饰画法与上术三足炉几乎完全相同,可以肯定这也是十三世纪初期吉州窑产品。嘉定二年墓出土的另一件为鹿纹盖罐。罐顶部绘卷枝纹,罐身两面海棠花瓣形开光,内绘一奔鹿纹罐的传世品有直颈瓶,奔鹿以及开光特征非常近似,该瓶烧制期间也应距此罐不远。
吉州窑釉下彩绘对景德镇青花瓷器有较大影响,元期青花瓷器中的蓝地白花画法可以看出借鉴于吉州窑。元青花、釉里红瓷器边饰回纹的画法多为正反相连构成一组如形,这种回纹边饰取材于吉州窑,此外,从海水的画法也可看出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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